东正教会在中国

东正教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三个世纪。俄罗斯人在其创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同希腊人在俄罗斯教会历史上一样。中国东正教会历史起始于北京俄罗斯传教团,但她神秘而独特的根基却是中国殉道者的鲜血,以及如今中国东正教徒父辈们的信仰功绩。这个教会是充满生机的!她植根于几代中国人之中,他们可以说:“我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是东正教徒。”今天,她在中国规模不大,她的礼拜生活只限于少数开放的教堂中。但今天她已经成为我们关注和为之祈祷的对象。

——编者B·B·谢里瓦诺夫斯基

2013年  于布拉戈维申斯克

 

前言

 

今天,在中国有大约15 000名东正教教徒,比较而言,天主教徒有1-1.2千万人,新教徒有几千万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

主要原因是:

——俄罗斯传教团在中国建立的目的是对被俘虏的阿尔巴津-哥萨克人给予宗教关怀,其时没有确立更加广泛的传教任务;

——传教士团自建立之日起担负了当时的外交使命。1724-1858年,在中国禁止基督宗教传教活动期间,积极的传教活动会给政治关系造成消极影响。传教团的地方性特征甚至为俄罗斯帝国的几位国务活动者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20世纪初,这些国务活动者被以英诺肯提(费古罗夫斯基)为首的第18届传教团的积极传教活动所激怒;

——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外国传教士被允许在中国自由传教,俄罗斯传教团担负的外交负担被解除,但传教活动被没有得到扩大,原因在于俄罗斯教会主教公会将传教团的财政预算削减了一半,并且因为财政困难拒绝任命主教。教会臣服于国家的主教公会时期(1700-1917年)造成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19世纪,俄罗斯社会对普世传教任务的认识淡薄,神职人员的保守落后是其表现之一,大部分神职人员对传教工作没有热心。第9届驻中国传教团团长修士大司祭雅金弗(比丘林)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他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但也是个资不抵债的修士,对事奉、福传表现冷漠。

——20世纪初俄罗斯传教团真正开始了大规模的传教活动,但此时大量的白俄移民涌入中国,传教团的任务又被重新调整——为同胞进行社会服务。而涌入中国的白俄中的大多数人都带有革命前俄罗斯社会所背负的偏见,因此并不关心福传的问题。

一、东正教会在中国的出现

1685年,中国皇帝康熙的军队攻下了黑龙江河畔的俄罗斯堡垒阿尔巴津。值得一提的是,满洲人的武器是天主教的耶稣会传教士制造的,他们当时在中国活动已经有一百多年,并且在布道的同时,也把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带到了中国。大约50名被俘的阿尔巴津哥萨克被带到北京,他们很快就被组建成了一组皇家卫队。他们被安置在北京北边城墙附近的地段——北馆,并且政府将被处决罪犯的遗孀许配给他们,还赐给了他们中国姓氏。与哥萨克一起被俘虏的东正教神父马克西姆·莱昂提耶夫建起了第一座教堂——他获得允许将一座供奉关帝的庙宇改为教堂。这座圣索菲亚(上帝圣智)教堂被阿尔巴津人称为尼古拉教堂,因为教堂里有一幅极受尊敬的由马克西姆·莱昂提耶夫带到中国来的显行灵者圣尼古拉的圣像。关于阿尔巴津人与商队的消息传到了俄罗斯皇帝的宫廷。1700年,彼得一世于1700年就在西伯利亚和清帝国进行商队贸易及传教的事务颁布了诏令。

1711年,马克西姆·莱昂提耶夫神父去世,这加快了第一届传教团的派出。1712年,传教团成立,由一名修士大司祭、一名修士司祭、一名修士辅祭和七名教会工友组成,并于1715年4月抵达北京。

清帝国皇帝康熙(1654-1722年)的自由政策有利于传教团的派遣。他于1692年下达宽容天主教徒的诏令,开放口岸城市与欧洲人通商。中国方面负责传教团财政开销,因为在当时传教团还担任着外交任务。俄罗斯正教会试图将主教英诺肯提(库里奇茨基,1689/1682-1731年)与第二届传教团(1729-1735年)一起派往北京,但由于天主教耶稣会士在宫廷施以的倾轧,他最终没有得到前往中国的许可。他就是今天受信众敬礼的伊尔库茨克的圣英诺肯提,中国教会在天国的庇护者。

俄罗斯传教团在中国的历史分为五个时期:

  1、1715-1858年,从传教团建立到《天津条约》签订,此后,1863年,传教团的外交使命被解除。

  2、1858-1900年。

3、1900——义和团起义,中国基督徒受到迫害。

  4、1900-1917年——传教活动在整个中国快速发展,一系列教堂、学校和慈善机构建立起来。

5、1917-1956年——移民时期,传教团重心重新转移到对居留中国的俄罗斯人的社会帮扶工作上。

 

250年间更换了20届传教使团,每届传教团在中国的平均时间约为十年。1956年,传教团关闭,其教产被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传教团的接任者开始着手建立中国自治东正教会,然而在1950年代,形式上的组织工作都没有得到完成。在接下来的时期,特别是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堂遭到毁坏,神父死亡,教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几位主教去世后,教会体系断裂。

 

二、传教

2.1文化适应

每个传教者都在寻找适应当地文化的可能,以进行传教。这涉及服装样式、习俗、日常生活。到中国的第一位东正教神父、与阿尔巴津人一同被俘虏的马克西姆·莱昂提耶夫在卡尔梅克人与中国进行战争时,“在行军途中预先按照中国军队里的满洲人的样子剪掉头发”。这种同化(适应另一种文化)的方法,也被第一位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马窦于16世纪末使用。他的穿着就如同中国的儒士一般。

同时,传教士面临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则是确认在非基督教环境中文化适应的界限。在这个问题上,最有争议的问题则是延续了几千年的祭拜祖宗的传统:设立牌位、摆放祭品、焚烧纸钱。而儒家并没有对崇拜和敬礼作出明确的区别。孔夫子对人死后的命运及向祖先祭祀的意义的直接提问,也只给予了含糊的回答:有人问为什么向先人祭献食物,难道去世的人能享用吗?孔子回答说:当然无法享用,但这样做只是为了让我们习惯于尊重先人,就如同他们还活着一样。”

俄罗斯传教团对敬拜先人、牌位和孔子本身都持非常宽让的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这属于伦理的范畴,但却反对祭祀和焚烧冥币。在这方面正教传教士遵循了17世纪时利玛窦所开创的“自由主义”态度。但在18世纪初,在天主教不同的修会间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方济会和多明我会采取了激进的态度,认为允许中国基督徒敬拜先人是对异教行为的重蹈覆辙。因此,新出现的中国天主教徒陷入了一种复杂境地,因为拒绝敬拜先人意味着民族身份的丧失。梵蒂冈禁止祭拜孔夫子和先人牌位,这导致中国从1724至1844年的120年间天主教在中国遭到禁教的命运。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受到日本侵略时,梵蒂冈才解除禁止尊孔、敬礼先人的谕令。当时日本占领者要求所有居民参加庆典仪式,其中包括祭拜孔子,朝着日本天皇寓所叩拜,甚至朝着作为日本象征的天照大神神社叩拜。拒绝参加仪式的人会受到残酷的迫害。

当时,在伪满洲国地区为数众多的俄罗斯正教社团认为敬拜日出之国的象征只是一种非宗教的公民礼仪行为,但拒绝承认1942年所颁布的诏书,其中第一条即提到臣民必须虔诚地敬拜天照大神。虽然日本人很快取消了诏书,但一些正教的宣信者还是因此被送入监狱,部分神父被驱逐出满洲国。

 

2.2 神学适应

1810年第九届传教团团长雅金弗(比丘林)出版了汉语的东正教教义问答《天使集会谈话录》,但其基本采用的是1739年耶稣会的教义问答。在中国,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分歧在传播基督教神学的主要任务——宣告一位拥有位格的上帝的存在——面前已不那么重要,而这一神学思想几乎不见于中国的宗教传统之中。十六世纪利玛窦提出了神学适应的方法,之后正教传教团也对其进行了采纳——附儒辟佛。在中国各种各样的信仰体系中,只有十一世纪儒家改革之前的早期儒教让传教者感到满意。中国哲学教授,民国驻梵蒂冈大使吴经熊说,孔子从没谈到过上帝,他只讲过天。但他认为孔子是有神论者,对于孔子来说,天是上帝的另一种称呼,而他对天的赤子之心则是他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初期的儒教是有可能变为一神教的。佛教则否认造物主上帝的存在,因此不可能成为传教者的盟友,尽管它在其它很多方面更合乎基督教,因为它承认死后的存在、天堂和地狱。

但传道者们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相遇时,仍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人性是充盈自足的,因此无法理解基督救赎的苦难。基督信仰所相信的由于犯罪堕落造成的人性的堕落,在众多宗教中实为罕有。至于传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对外邦人来说更是愚痴(哥林多前书1:23)。因此,基督教的传教士在中国尽量不强调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更多地宣讲祂的升天和复活。

2.3《天津条约》后的传教工作

1858年《天津条约》的签订重新为基督教传教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签订这个条约的俄罗斯代表E·B·普加京伯爵提醒到,在基督各宗派竞争的条件下,必须扩大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教工作。从1863年起,俄罗斯传教团不再为外交使命所累,并且还出现了在中国任命主教的机会。但传教工作并没有得到强化,传教团的经费反而被缩减一半,因此找不到足够的经费支持主教座的建立工作!往中国派遣主教的提议在国会“被认真地讨论,但当时没有实行,因为提升传教团驻华的级别,涉及到人员编制的扩大及财政拨款的增加——每年需要14560卢布……与之前相比,传教团的财政拨款缩减了一半:从每年17750卢布减少到8875卢布”。在传教团的整个历史中,这时,教会从属国家而带来的负面效应体现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1861年,传教团第一次走出了北京城,在东定安村建立了正教学校,那里大概有十户居民拥有俄罗斯血统。传教团这时积极地开展礼仪经文的翻译工作。但在1900年后,传教团覆盖的领域才开始扩大。

2.4 在远东的传教

1858年签订《瑷珲条约》,俄罗斯从中国获取了黑龙江(阿穆尔)地区。在教会行政管理中,这片区域被归入勘察加教区,这一教区从1840年至1868年由莫斯科都主教圣英诺肯提(维尼亚米诺夫,1797-1879年)主持管理。拥有在阿留申、特林吉特和雅库特30年传教经验的英诺肯提渴望着“尽快并且更远地往满洲派遣传教士”。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际措施。

按照圣人的请求,会汉语和满语的修士司祭叶弗蓝比·伊万诺夫从北京传教士团调到布拉戈维申斯克。但当局为了确定俄罗斯和中国的边界,立即派遣修士司祭前往边界勘定委员会工作。这一事件反映了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社会的价值取向:向非基督徒传教并不是当务之急。叶弗蓝比·伊万诺夫直到1863年去世,也没有参加到传教工作中来。北京的传教团也无法排出其他传教士。于是圣英诺肯提开始自行培养人才。1864年,布拉戈维申斯克教会学校开设了满语课,成立了满洲传教团,但传教者的职位一直到1868年,英诺肯提前去莫斯科教区任职的时候,依然处于空置状态。

第一位被派往黑龙江右岸(满洲)的传教士是堪察加教区的罗曼·兹连彼洛夫神父。他是布里亚特人,很快掌握了满语。在三年的时间内,他在黑河到孙吴县之间的满族村庄传教,谈论信仰,并派发满语的新约全书。尽管,按照罗曼神父所说,“福音为许多阅读它的人带来的信仰”,但事实上只有一个年轻的满人受洗。传教者在俄罗斯取得的成就,相比之下则更大。虽然当时没有常驻的传教团,但根据1897年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在阿穆尔州有38名中国人和8名满人正教徒,在滨海区有85人。对东正教的兴趣首先出现在直接参与文化接触的人中——中国商人和边境地区的雇佣工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来到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主教住宅交谈,那里设有“传教营地”。1893年,一名来自阿穆尔区的最富有的商人纪凤台受洗,“而后很多商人跟随了他的道路”。1895年,中国女人阿拉塔(中文名无可考证)接受了洗礼(教名叶卡捷琳娜/凯瑟琳),她特意从中国内陆地区来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受洗。从1864年至1915年期间,在远东接受洗礼的有350名中国人和15名满人。

 

中国人的基督化进程遭遇了严峻的社会政治困境:

——中国当局对受洗的国民采取施压的政策。圣英诺肯提在勘察加教区的接任者主教本雅明(从1899年起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教区)写到:“涉及到俄罗斯的信仰的时候,在中国官员看来,接受它就等于成为俄罗斯国民”。

——新加入东正教的商人失去了个人在公司里的资本股份和份额,大多数中国人的贸易公司股东由大约10至40人构成。如果在接受洗礼前,商人提出分割共同资本的要求,则必须离开满洲前往中国内地的公司中心办事处。与中国商人有密切联系的勘察加传教者修士司祭斯提反于1894年写到:“但在那里,他的合伙人可能告密,不仅不分给他资产,还会因为接受或者仅仅有意接受基督教的想法,按照他们的说法,被砍头处死”。

——新入教的工人面临更大的困境。中国人对他们持有敌意,但俄罗斯工程队同样也不会录用中国的泥水匠或者木匠。这些人成为真正的被社会抛弃的人,生计没有着落。布拉戈维申斯克东正教昆仲会曾帮助过他们,但这种照顾明显不足。

——除此之外,佛教喇嘛对传教者也心存敌意,俄罗斯当局也执行了一些狭隘的政策。例如,阿穆尔地区总督,男爵A·H·科尔弗要求接受东正教的中国人剪掉辫子。关于这个理由,修士司祭斯提反写道:“对于我们传教者来说,为非俄罗斯公民的中国人洗礼完全是徒劳的,因为他们剪掉鞭子回到中国,或者会被处死,或者会放弃正教信仰。”

由于上述诸多困难,中国人请求在远东接受洗礼的同时,也请求获得俄罗斯国籍。因此,19世纪下半叶,由于内部政治的压力和文化因素,宗教身份与国家身份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义和团起义被镇压后,皈依基督教的人数增加。1911年的辛亥革命及其后来的事件为基督化建立了有利的条件。都主教英诺肯提(费古罗夫斯基)就此写到:“革命运动在中国废除了被神化的皇权,动摇了所有原本的宗教基础。丢下先辈传统的中国人,开始更注意地聆听各种传教者的宣讲。在自身体制内拥有不少基督徒的新政府对传教工作持赞许的态度……。”比如蒋介石在1930年就改弦更张,皈依了基督教,这明显地证实了都主教的观察结果。

今天的中国基督教徒已经不再遭遇民族身份认同的问题,都确知自己是完全的中国人。近代中国的历史彻底改变了人民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改变了社会的共同认知。无神论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大革命”中对自身文化的激烈虚无主义式的攻击动摇了社会本身的宗教灵性基础,这也影响到了新传教工作的性质。香港的大司祭迪奥尼西·波兹德尼亚耶夫写到:“在当今中国的世俗化潮流中,以中国古典哲学(以儒学主导)为根基来为基督教开辟道路的方法,未必会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和头脑中得到积极的回应。可能,对现代的知识阶层来说,用现代科学和哲学的语言来传教效果更好。这个伟大的国度(农民占总人口的70%)等待的,应该是宣讲基督的话语,朴素,直接朝向那些并非咬文嚼字的单纯心灵,他们期待的是福音以及救恩的希望。在当代中国最好的传教方法乃是对正教本身、它的灵修和神学的明晰且又易懂的见证。”

 

三、圣经的翻译

 

 

历史上,第一本汉语的新约全书由法国天主教徒让·巴瑟于1707年译出,他采用的是武加大本的圣经(即梵蒂冈认可的四世纪的拉丁通行本圣经)。

1822年,第八届俄罗斯驻北京传教团成员C·B·利波夫采夫把新约全书翻译成满语,并于1826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之后又由伦敦传教团再版。

在此之前,已有两部新教的汉语圣经,其中由马礼逊于1823年完成的整部圣经最为著名。

俄罗斯传教团出版的第一部新约全书的汉译本,是由第十四届传教团(1858-1864年)团长陶里斯的圣固里(卡尔波夫,1812-1882)翻译的。翻译是在往届传教团努力的基础上完成的,尽管它的“语言过于学究气”。 1889年,修士大司祭弗拉维安(戈罗杰茨基)翻译的另一版新约于1889年出版,“他重新审定了之前的福音书的翻译,并重新出版……在页脚还配有经文注释。”

二十世纪初,中国正教徒已拥有三个版本的新约圣经,它们都是由传教团完成的。

传教团成员,历史学家,神父尼古拉(阿多拉茨基)写到:“新教徒多次印刷了前几任传教团团长——主教固里和弗拉维安的几个翻译版本。”

1910年,在北京出版了都主教英诺肯提·费古罗夫斯基翻译的又一个版本的新约全书。“译本更接近现代口语……同时文言虚词和语法也有出现。”十九世纪翻译的普遍不足在于,他们使用的都是文言,这导致许多人无法理解。二十世纪初传教者们已经更倾向于使用白话。当今,传教团曾经翻译的圣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信徒们普遍使用的是天主教和新教的汉语圣经。

3.1 上帝的称呼

传教士翻译圣经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把拥有位格的上帝这个概念,运用中国人了解、明白的词汇转述出来,而又不能引起歧义。

天主——这个称呼更合适地表现出了基督教神学的新意,但在中国古典典籍里没有出现过。

上帝——曾出现在道教的典籍中。中国人的观念也可能会认为上帝是“宇宙中无名的赋予生命的力量”。

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17世纪对两个方案都进行了采用,但十八世纪初天主教修会间的争论也触及了上帝名号的问题。梵蒂冈最终确定了“天主”这一称呼,而19世纪的新教徒则选用了“上帝”。

19世纪东正教的翻译选用了天主教的方案,但自20世纪初则改用了新教徒的方案。

(逻各斯)。当使徒约翰在撰写福音书时,借用了希腊异教哲学术语逻各斯(Logos)。它的意思是“言”。在希腊传统里这是个多义词,大约有三十种意思。这是自然界中的法则,是宇宙的模式和一切事物的理性存在基础(由此产生科学-逻辑)。使徒约翰将逻各斯人格化,使其等同于上帝圣三的第二个位格,正是祂成为人——耶稣基督。

类似的例子也让翻译者使用了另一个中国哲学术语——道,在词义上接近于希腊语的逻各斯。

现代和合本圣经《约翰福音》的开头是这样的:太初有道,道与神(上帝)同在,道就是神。

俄罗斯传教团的翻译者希望保留中国阿尔巴津人与俄罗斯礼仪传统之间的联系,因此在对耶稣基督的名字进行转译时,他们采用了可以保存斯拉夫语发音的汉字。他们选用了“伊伊稣斯·赫利斯托斯”,尽管在此之前其他教会的传教者们已经普及了“耶稣基督”的译法。以斯拉夫语为准的原则还涉及到了圣经地名以及“哈利路亚”、“和散那”、“复活节”、“法老”、“基路伯”、“撒拉弗”等词。

 

3.2 中文礼拜

1883-1884年俄罗斯传教团完成了正教会基本礼仪经文的翻译:彻夜祈祷及圣金口约翰事奉圣礼规程,还翻译了主日八音集,这让用汉语举行礼仪变为可能。

汉语礼拜是在第十六届传教团(1879年至1883年)团长、修士大司祭弗拉维安(戈罗杰茨基)在任时开始实施的。“借助于传教团购买的簧风琴的帮助,很快就建立起了20多人的唱经班。这个唱经班从……1883年起分成两翼,和谐地对唱,右边唱斯拉夫文,左边唱汉语。”

传教团的汉语礼仪经文后被发往日本,并在那里被译成日语,用于日本正教会的常规礼仪事奉。日本的圣尼古拉这样写到:“北京传教团是日本教会的母亲,没有北京,日本人将是聋哑无知的。”

第一位中国人司祭弥特罗凡在1882年立刻开始用中文进行礼仪。而天主教会一直到1964年梵蒂冈第二次会议后才允许用民族语言举行礼仪。

 

四、东正教在汉学方面的贡献

 

俄罗斯的汉学起源于18世纪,这得益于俄罗斯传教团的翻译者们和最初基本词典的编辑者,如И·罗索辛、А·莱昂提耶夫以及第八届传教团团长、第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索弗罗尼(格利博夫斯基)。俄罗斯传教团中曾有几杰出的学者,他们为俄罗斯及世界汉学宝库都做出了贡献。这其中就有彼得(卡缅斯基)、雅金弗(比丘林)、帕拉迪(卡法罗夫)、В·П·瓦西里耶夫。

修士大司祭彼得(卡缅斯基,1765 – 1845年),是第一位拥有学术头衔的俄罗斯传教团成员。1819年,他成为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的通讯成员。当他还是学生时,就被调到第八届传教团,并从事翻译满文历史典籍的工作。在担任第十届传教团团长时,彼得(卡缅斯基)建起了极具规模的中文图书馆。除了古代典籍外,他还从满语翻译了《太上感应篇》。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决定发表他编纂的汉-蒙-满-俄-拉丁词典。彼得·卡缅斯基对中国文化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而当时的俄罗斯,对中国文化形成了一种异国浪漫式的情感,并有人试图从中为俄罗斯寻找一种外在的国家形态典范。彼得·卡缅斯基的态度于此大相径庭。

修士大司祭雅金弗·比丘林(​​1777-1853年),第九届传教团(1806-1821年)团长。是俄罗斯卓越的汉学家之一,也是个复杂矛盾的人物。他立志成为一名学者,却不得“从各种职业中”选择了修士这条道路。他让欧洲人认识了中国文化。他收集了丰富的民族学、地理学和宗教学资料,并将其在数十本专著和论文中进行了发表,这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学者的水平。他出版的著作和讲稿中对中国异国风情的描述在同时代人当中产生了极其强大的影响,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甚至在1830年表示希望去中国旅行。В·Ф·奥多耶夫斯基也正是在这些著作中获得了自己的小说《4338年》的灵感。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Н·А·别斯图热夫为雅金弗画了水彩肖像,并送了他一串用锁自己的镣铐制成的铁念珠。英国作家乔治·鲍若曾在彼得堡向雅金弗学习过汉语。

同时,雅金夫带领的传教团的财政出现了问题,为了还债,传教团出售了一部分财产,甚至在几年间,教会礼仪无人问津。在教会中被降职的雅金弗向主教公会申请攫夺他的修士品,但被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谕令所否决。之后,他当选为圣彼得堡科学院院士。雅金弗·比丘林在19世纪俄罗斯的上流知识分子阶层以博学的形象出现,这明显表示着他由基督信仰转向了实证主义。

另一位出色的汉学家、语言学家——第十五届传教团(1817年至1878年)团长,司祭帕拉迪(卡法罗夫,1817-1878年),他成功地把学术事业与修士虔敬的修行生活结合了起来。他的宗教著作十分著名,其中最重要的有:《佛传》、《古代佛教历史概况》、《基督教在中国的古老痕迹》,还有《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蒙古传说》和《关于成吉思汗的中国古代传说》。

而帕拉迪最主要的学术贡献是他所编纂的汉俄大词典,这部词典也以他命名。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这项工作的有修士司祭以赛亚(波里尼金)、帕拉迪、弗拉维安(戈罗杰茨基)、外交家П·波波夫。词典于1888年出版,收录汉字11868个。1909年英诺肯提(费古罗夫斯基)出版的词典收录汉字1.6万多个,但普遍认为逊于帕拉迪编纂的词典。

使用基里尔字母转写汉语的注音系统也以帕拉迪命名。注音转写系统的创制工作开始与十八世纪,收录于《汉语如何发音,用俄语字母拼写出它们的真实发音》。它由第二届传教团信徒伊拉里雍·罗索辛于1741年编制出来,雅金弗(比丘林)继续完善了该注音系统。在帕拉迪的汉俄词典里它的最终形式确定下来,直到今天,这套系统也只是稍微有所改变,并仍在使用。这个系统的方法论奠定了欧洲注音转写系统的基础,间接影响到了中国借助拉丁字母记录汉字发音系统(拼音)的建立。

第12届传教团成员В·П·瓦西里耶夫奠定了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汉学学术流派的基础。他出版的许多关于中国文学的文章、文选和词典都作为教材供喀山大学及圣彼得堡大学的学生们使用。1883年,他成为圣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他与帕拉迪(卡法罗夫)一起被认为是俄罗斯佛教研究的奠基人。

 

五、信仰的殉道者

现代中国史学认为,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是一次“反帝国主义的解放起义,期间受难的人是“应受这样的惩罚的”。[1]这一问题一直被当做政治问题来看待。其实,起义首先具有的是宗教性质,他们攻击的目标是魔鬼基督徒——无论是外国人,还是自己的同胞。起义者认为自己是佛教徒。因此,东正教会对222名被杀害的中国正教徒作为殉道者进行了宣圣,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从1902年宣圣开始,于每年6月24日(公历)纪念殉道者。

起义的原因是传教者对于中国文化的非基督教传统的消极态度,官员对传教士特权的不满,歉收,西方机械技术的引进导致的大量失业以及中国对西方列强的依附。

起义在孔子的故乡山东省开始,这给了起义一种“上天授意”的色彩。义和团的传单上写着:如今上天大怒于耶稣邪说,它玷污了神灵,辱没了圣贤(孔夫子)正道,也不修心礼佛。上天收起了雨水,派出了800万天兵天将诛杀洋人。在起义中具有明显作用的是神秘主义因素,义和团看见魔鬼基督徒的房子上面升起白色的烟雾。清政府当局在支持起义与打击起义之间摇摆不定,中国军队在很大程度上对义和团的排外性也表示赞同。5月中旬,义和团烧毁了东正教在东定安村的教堂和学校。“5月23日,义和团开始进入北京,并与正规军联合起来,清朝政府号召人民诛灭洋人。”鉴于面临的威胁,外国人躲进了领馆区,那里在几周内抵挡住了义和团的围困。俄罗斯公使说服了第十八届传教团团长英诺肯提(费古罗夫斯基)和俄罗斯神职人员在外交使团的保护下转移。北馆最后不剩一人。中国的正教徒也离开位于附近街区的住宅,但躲藏起来并不容易,因为一些邻居和当地居民常常把他们的行踪告知给义和团。

中国信徒,因为异教信仰的残余和双重信仰的因素,似乎在灵性上不够坚定,又失去了灵性引导,但在这时却显出了坚定宣认基督信仰的奇迹。大部分北京的信徒聚集在神父弥特罗凡(1855-1900)家里。他是由日本的圣尼古拉于1882年在东京祝圣的,因为那时中国没有自己的主教,他也成为了第一位中国东正教神父。

6月23日,义和团闯进了弥特罗凡神父的家,他们用剑砍杀了神父,并杀害了与他在一起的大概七十人。后来几天,又有几十位基督徒遇难。他们中大多数被剑杀害或被砍头。一些信徒被强迫到寺院里去朝拜,还有一些信徒在死亡前受尽了折磨。比如八岁的约翰,义和团砍断了他的手臂,砍去了脚趾,还砍去了老年教师伊雅·叶桂玲的腿。传教团男子学校的工作人员维克多·富被杀害后,义和团员挖出了他的“心祭奠旗帜”。诸多的情况让人想起罗马帝国在公元初世纪对基督徒的迫害。传教团的所有建筑物被破坏和焚毁。

起义期间共有222名中国正教徒被杀害,这相当于当时中国全体信徒的一半。1902年,他们的遗骸被安葬在专门建造的纪念“诸圣殉道者”的教堂地下室。

1957年,按照苏联大使П·Ф·尤金的命令,教堂被毁。苏联外交官获得了传教团的财产,架起大火焚毁了他们不需要的传教团收藏的图书。按照目击者的话说,这又让人回想起了义和团曾经对传教团的毁坏。

1957年1月,圣殉道者的圣髑被转移到墓地的圣塞拉芬教堂。1986年,北京的东正教墓地被开发为“青年湖”公园。在被毁掉的圣塞拉芬教堂旧址上如今建成了高尔夫球场。

1900年义和团起义期间,大约有3万名天主教徒、2千名新教徒、近百名欧洲传教士和一些外交官被杀。这成为八国联军(俄罗斯、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奥匈帝国、意大利)入侵中国的借口。义和团起义被镇压,新签订的条约加剧了中国在政治上主权丧失的状况,加快了清王朝于1912年的覆灭。

北京传教团的毁灭提出了关于它自身存在的问题。主教公会倾向于取消传教团,但第十八届传教团团长英诺肯提(费古罗夫斯基)的坚持和圣彼得堡都主教安东尼(瓦德科夫斯基)的坚决立场最终使得传教团的重建变为可能。这为20世纪初的传教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中国正教会的新发展,其速度可与其它基督教会并驾齐驱。

 

六、中国的使徒

都主教英诺肯提(费古罗夫斯基,1863-1931),神学副博士,圣彼得堡神学院院长,后带领第十八届传教团达34年之久(1897-1931)。没有理由不称他为“中国的使徒”。在他开展传教活动之初的1897年,在中国总计有5座教堂和458名东正教徒。在他去世的1931年,中国已有大约1万名中国东正教徒,各地有大约一百座教堂,三年之后,在澳门、香港和马尼拉也出现了东正教徒。

英诺肯提经历了传教士团的毁灭和重建的命运,曾与布尔什维克政府周旋争取教产,负责照顾在俄罗斯内战中大批涌向中国的俄罗斯人。

1900年,当传教团被义和团毁坏时,英诺肯提曾在附近的喇嘛寺雍和宫住过一段时间,“其中有间房屋被改为正教教堂”。由于他坚决的保护,寺院幸免于德国军队的洗劫。清政府为表示感谢,赠予俄罗斯传教士团“红房子”——一处相距不远的失宠亲王的府第。这座建筑如今依然装点着俄罗斯联邦驻中国大使馆的院落。

1902年,英诺肯提成为中国第一任东正教主教,名号为佩列斯拉夫尔(俄罗斯城市)主教,这是180年前,伊尔库茨克的圣英诺肯提(库里奇茨基)所未能完成的事。首先,英诺肯提实现了传教团日常生活与财政的自给自足。利用清政府因传教团被毁所拨的赔款资金,建起了砖厂,在北京贸易街市购买了面粉店,建起了装订作坊和皮靴作坊。传教团还在俄罗斯开放了五处会馆,其中包括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传教团的经济状况改善后,在中国的不同地区购置了一些土地。在这些地方建立起了“传教营”,出现了教理讲授者。还建起了小教堂和面向中国孩子的学校。到1912年,建立起了共计19所男童学校,2所女童学校。很多城市里也兴建起了教堂。英诺肯提本人在中国各地行走,将火车包厢改装成了传教祷告室。

1902年,主教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北馆被毁的圣母安息教堂原址上修建诸圣殉道者教堂。1903年,来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示道女修道院的5名修女来到了北京。1905年,阿尔巴津人帕拉吉亚·马尔科夫娜·芮(音译)接受剃度,成为第一名中国修女。

1916年,俄罗斯传教团在北京拥有19座教堂、32个传教营、一个神学院,18所男校和3所女校,共有700名学生在学。这时在中国共有6255名东正教徒,并且一年受洗了706人。

1914年为在北京修建主教座堂进行了筹款。

20世纪初东正教复兴时期,东正教的中国风貌逐渐形成,然而这一面貌在俄罗斯的历史记载中是极为模糊的,它等待着在后来的中国自治正教会中呈现出自己的清晰轮廓。尽管这个阶段,传教团的领导者大多还是俄罗斯人,但1914年在北京有46名中国传教者,而俄罗斯传教者则为35名。1904年殉道者司祭弥特罗凡的儿子谢尔盖被祝圣为神父。神父米哈伊尔·明1908年被祝圣,主持东定安的传教营,后来则去了直隶省的通州。神父米哈伊尔·唐(音译)则前往永平府照顾近600名东正教徒。1917年,在湖北17个居民点工作的全是中国传教者。

七、“俄罗斯的亚特兰蒂斯”

俄罗斯国内战争的影响急剧改变了传教团活动的性质。传教士团重新定位,主要帮助俄罗斯移民,这也导致了中国东正教徒的不满。1919年,由于面临破产的威胁,传教营不得不关闭。

在教会法层面,1920年传教团转由俄罗斯域外教会主教公会管理。1922年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北京主教区及上海副主教区(主教西蒙·维诺格拉多夫)和天津教区(后来主教座迁往汉口,主教约纳·波克罗夫斯基),以及哈尔滨主教区及海拉尔和满洲里两个副主教区。

由于白俄涌向中国,在四十多年间,中国出现了俄罗斯文化的大本营,这些地方以哈尔滨为中心被称为俄罗斯的亚特兰蒂斯。当时,按照不同的资料统计,俄罗斯散居在中国的人口达到20万至50万。移民中大放异彩的有夏里亚宾和威尔金斯基。1950年代俄罗斯移民大量离开中国,“俄罗斯的亚特兰蒂斯”也随之成为历史,而俄罗斯移民留下的则是心中对中国故乡的深切怀念以及中国的欧式建筑。其中有106座东正教堂,但大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摧毁。总的来说,“俄罗斯的亚特兰蒂斯”的传教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在俄罗斯移民中,上帝所确立下的传福音的任务并没有建立起来,政治意味浓厚的移民团体将教会与各种政治联盟拉近靠拢,而没有关心非基督徒皈依的事宜。

但与此同时,移民时期也出现了新的东正教的圣徒——汉口的圣约纳(波克罗夫斯基,1888-1925年)和上海的显性灵迹者圣伊望(马克西莫维奇,1896-1966年)。他们两人均被俄罗斯域外教会宣圣。

修士大司祭约纳曾是奥伦堡哥萨克部队的神父,他与残余的部队一起来到了中国。1922年约纳在满洲里被按立为天津教区主教,但主教座后来迁到了汉口。“他创立了儿童收容院,收留了40名孤儿;建立了拥有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初级学校,有500人在那里免费学习,还有免费食堂,每天有两百人在那里用餐;还开设了诊所,为贫困居民提供免费诊疗和药品。”主教出版宣教传单,在哈尔滨的宗教哲学课程中亲自授课。在满洲里市,应城市议会邀请,在中学讲授上帝律法的课程。“学生们十分爱戴他,得知神的律法课可以不用考试时,要求对这门课程进行一个测试,结果都展示出了良好的水平。”

约翰(马克西莫维奇)在移民塞尔维亚时期就成为了一位著名的严格克修者。1934年,他被都主教安托尼(赫拉波维茨基)祝圣,并被派到上海教区。在上海他建立了以“罪人的保障”圣母像命名的大教堂,以及圣尼古拉教堂以纪念沙皇尼古拉二世。他也创立了孤儿院,收留了3500名孩子接受教育,其中许多孩子是主教亲自在上海的贫民窟收容的。在那时,他就已经以显形灵迹著称。

英诺肯提(费古罗夫斯基)去世后,上海主教西蒙(维诺格拉多夫)成为北京大主教。西蒙主教管理教区的两年由于教会分裂而变得异常艰难,大司祭谢尔盖·陈认为自己是英诺肯提的继承人,他归到了莫斯科牧首区的管辖之下。他得到了小部分中国正教团体的支持。谢尔盖神父在天津建立了圣英诺肯提教堂,那里的所有神父都是中国人。这是中国人组织教会自治的第一次尝试。

1933年起,北京教区(第二十届也是最后一届的俄罗斯传教士团,1956年传教团关闭)由大主教维克托尔(斯维亚金)主持。他于1919年来到中国,是巴克奇将军败退军队里的中尉。他患上了伤寒,痊愈后接受剃度成为修士,又被祝圣为天津的首席神父。在这里他以照顾同胞而著名,建立了中学、养老院、医院和食堂。“几十名无家可归的难民在他的家里找到了安身之处,那里一直被称为‘维克托尔宾馆’。”

1944年,维克托尔(斯维亚金)向牧首谢尔盖(斯塔尔戈罗茨基)提出请求,希望莫斯科牧首区接纳北京教区,于是1945年北京教区转由莫斯科牧首区管理。约翰·马克西莫维奇在上海则继续归属于俄罗斯域外教会。两位杰出的牧者分别走上了不同道路,维克多(斯维亚金)在1956年返回俄罗斯后被派往克拉斯诺达尔教区,而约翰(马克西莫维奇)在1949年前往菲律宾,之后又来到美国。在欧洲度过了将近十年,开始主持美国旧金山教区。

中国的东正教圣物

在中国的东正教圣物中,除了教堂外,特别需要提起的就是哈尔滨的圣尼古拉圣像和乌鲁木齐的塔彭圣母像。圣徒尼古拉的圣像从中东铁路奠基的时候开始就被安放在火车站中,人们在圣像前祈祷,然后出发上路。好几次圣人显行奇迹帮助了中国居民,人们称他为“车站老人”。“车站老人”深受中国人的喜爱,1924年他们甚至不允许中东铁路局的布尔什维克领导搬走圣像。

塔彭圣母像是哥萨克首长А·И·杜托夫随同军队带到中国的,它长期存放于新疆乌鲁木齐市教堂的左侧唱经班。

这两件圣物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烧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俄罗斯人开始离开中国,教堂空置。那些赞赏苏联取得胜利的人,得到了回到祖国的许可。大批回国的人被派往哈萨克斯坦开垦荒地。另外一些人见到在中国将要像苏联一样建立共产主义秩序,于是去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

 

八、中华东正教自治教会

主教维克托尔(斯维亚金)在1950年写给莫斯科牧首阿列克谢一世(希曼斯基)的信中,陈述了在北京教区扩大传教活动的计划。但牧首深知这个中的政治程序,要求维克托尔主教“在短期内(不多于十年)在上帝的帮助下建立中华自治正教会,并且主教、司祭、修士、传教者必须全部是中国人,还需要有为数不少的中国信徒。”实际完成这一过程花费了6年时间。

为达到牧首的要求,维克托尔主教于1950年祝圣了5名中国人司祭和4名辅祭。

同年,在莫斯科圣三一·谢尔盖大修道院祝圣了第一位中国人主教西麦翁(杜,1885-1965),他出身于阿尔巴津人杜比宁氏,1952年他在上海建立了教会学校,并力求自己能亲自主持中国的东正教会。

1957年,经中国政府允许,在莫斯科祝圣了另一位中国人主教瓦西里(姚,1888-1962年),并被委派为北京主教。他是位谦逊的人,经过劝说才愿意接受主教职。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同意任命中国自治正教会北京主教。

 “主教瓦西里回国后,根据教会法的规定,应该被选举为中国教会的首领。为此,须召开神职人员会议。但西麦翁主教的立场事实上是要将教会分成两个竞争的阵营,妨碍了会议的召开。”

由于第一位中国主教的野心,加上国内政治环境的不断恶化,中华自治正教会的组建工作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仍旧没有完成。

 

教堂遭破坏

1958年,哈尔滨的圣母领报教堂关闭,转为马戏学校。1970年被炸毁。

哈尔滨的圣母安息教堂被改为设有哈哈镜的娱乐场所,直到今天仍在使用。

其它教堂被政府收走作为他用。

哈尔滨两处东正教墓地被毁掉,两处共有约10万座坟墓。

1965年,主教西麦翁·杜去世后,上海主教座堂被关闭,后被用作仓库、餐厅、股票所、夜总会等。

   1965年,哈尔滨最后一间修道院被关闭,最后一任女修道院长阿里亚德娜前往美国。

1966年,红卫兵摧毁哈尔滨的尼古拉主教座堂。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各个城市里的大部分东正教教堂被毁。

1966年,从哈尔滨教区一位女教民的信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正教会所处的状况:“我们的神父被剥夺了自由,他们被赶上卡车在城市里游街,他们的头上戴着写有革命口号的尖高帽。所有的教堂都遭到破坏,主教座堂被夷为平地,并且还准备在那个位置建立革命纪念碑。”

许多神父在遭受羞辱后被审判,判处到矿场和采石场长期劳动。“大司祭斯提反·吴受到的迫害最严重,他是莫家沟圣阿列克谢教堂的最后一任主持神父。在他主持的教堂前摆放了一张桌子,上面铺满锋利的碎石头,大司祭斯提反跪在碎石头上,被套上丑角的袍子,头上戴着塞满金属沫的大高帽,脸上涂抹了炭黑。斯提反神父遭受了两个昼夜的木头锤子痛打,铁棍砸肩,其他人唾污十字架,他就这样受着折磨,直到他被送进监狱医院。给他稍微治疗后,即执行了枪决。”这位新殉道者的遗体安葬在离哈尔滨不远的三棵树东正教墓地。

毛泽东去世前,在中国不允许提起宗教。上海的东正教信徒“在衣柜里面保存圣像”。邓小平改革开始后,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在1980年召开代表大会,声明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选择爱国路线。中华东正教自治教会则力量不足,无法在国家规模上得到恢复。

 

 

九、今天在中国的东正教

今天,在中国的东正教团体大约有15000名信徒,但他们没有联合成为统一的组织。其中大部分居住在新疆和内蒙古、东北的黑龙江省以及北京和上海。整个中国现在有4座开放的东正教堂。

1、哈尔滨的圣母帡幪教堂。

2、额尔古纳市(内蒙古拉布达林)的纪念伊尔库茨克的圣英诺肯提教堂,2009年祝圣。

3、库车(伊宁)的圣尼古拉教堂,2003年祝圣。

4、乌鲁木齐市的圣尼古拉教堂(1991年中国政府重新修建)。

其中最著名的是哈尔滨的圣母帡幪教堂,1986年重新开放。

这些教堂均没有神父主持。

按着教会法规,只有主教可以祝圣神父。中华自治东正教会的两位主教均已去世:西麦翁·杜在1965年去世,瓦西里·姚在1962年去世,他们均没有按立主教接任。中华自治东正教会内部的使徒教阶传承中断了。

根据法律规定,宗教组织在中国要遵守“三自原则,这在1950年代就已经是指导政策”。即:自治、自养、自传。这意味着,外国人不能传教,未经中国政府的批准,外国神父不得举行礼仪。这样,中国官方的天主教会与梵蒂冈产生了分裂,因为根据法律,教会不得由境外宗教组织领导。继续服从梵蒂冈的天主教会处于非法状态。同时,官方天主教会的主教团有足够的自我壮大力量(需要有两位主教祝圣一位新主教)。早在1926年,梵蒂冈就祝圣了6名中国人主教。

最近二十年里,一些中国东正教信徒(其中包括诵经士富锡亮)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神学院里学习。其中有两名完整地完成了学业,但地方政府不允许他们作为神父进行事奉,因此没有被祝圣。但如今,宗教事务局确定了哈尔滨圣母帡幪堂的两位信徒,派其前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神学院进行学习。

最近几十年间,国家拨款修复了两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坏的俄罗斯境外移民集中居住地的教堂。这反映的是东正教在中国作为少数民族宗教的地位。2009年,在哈尔滨近郊的旅游基地“伏尔加庄园”里,部分中国企业家准确地复制了哈尔滨的尼古拉大教堂,但内部是博物馆。

香港圣彼得圣保罗教堂在中国正教会的生活中具有特别的地位。堂区建于2003年,由大司祭迪奥尼西·波兹德尼亚耶夫主持。与中国内地不同,香港法律没有对宗教的严格限制和监管。

堂区把培养东正教的灵性知识土壤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出版书籍、小册子、神学作品——这些出版物为新信徒的出现埋下根基。书籍出版的费用主要依靠私人捐助。堂区与香港的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合作。堂区已经出版了包括乔治·弗洛罗夫斯基的《俄罗斯神学之路》、索弗罗尼(萨哈罗夫)的《俄罗斯精神巨匠西拉》等在内的二十多本著作。研究中国传统神秘主义的学者认为,它可以和拜占庭神学有机结合,这在将来可以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东正教神学。圣彼得圣保罗教堂里有几位中国东正教徒,他们是香港居民。

在香港和台北还有两所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堂区。

 

十、基督教给了中国什么?

中国东正教规模小,所以在俄罗斯和总体基督信仰的背景之外,还谈不上特别的影响。虽然如此,除了传教团重要的慈善事业和教育,值得一提的还有正教的音乐,特别是建筑。圣索菲亚大教堂如今成了哈尔滨的象征,这不是因为历史的遗留,它说明的是正教建筑艺术的伟大。

在基督教总体背景下产生的影响则是中国一夫一妻制的实现:与西方基督教的交流促成了这一制度的实现。

在科学领域,基督宗教的神论思想区分了造物主与受造物,刺激了科学实验活动的开展,消除了神化自然的思想,推进了对具体科学的兴趣。

在社会人类学领域,基督教增强了社会人的个体性,提高了独立的人格价值。在传统中国人的意识观念里,个人的价值几乎完全被溶解在集体之中。

“在新形势下,基督教已经能够回答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关于生命、存在的基本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道教或佛教。”

(2013.05.01,高永生 译)

[1] 2000年罗马天主教会对120位于义和团起义时受难的中国天主教徒封圣,这一事件引起了与中国的外交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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